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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頁滄桑史 客家人在台四百年（下） 作者 張靜茹
台灣所在滅人山
針對施琅以廣東多出海盜，禁止粵客來台，范振乾認為，這是施琅為圖一己之私的藉口。當時清朝疲於三藩之亂，加上施琅收復台灣居功厥偉，因此台灣政事全交由施琅處理，許多客家人因此被原船「遣返」大陸，有些人逃進山區。直到乾隆末年，渡台禁令正式解除，一百年裡，客家人與所有台灣早期移民一樣，除面對地理屏障「�鄂綛臓廖ど�須與「六死三生一回頭」的命運一賭，官方禁令的落井下石，讓客家人渡台倍加艱困。
「勸君切莫過台灣，台灣恰似鬼門關。千個人去無人轉，知生知死都是難，就是窖場（墳場）也敢去，台灣所在滅人山（必死無疑）……」長期從事客家民俗採集的黃榮洛，在民國七十五年發現客家人移墾台灣的山歌詩「渡台悲歌」。
今天鹿港民俗文物館展示的一塊碑文上，記載當時航運由閩南人操控，港口抽收規費，由於海關人員多索紅包，加上省籍歧視，常故意刁難廣東籍客家人，於是乾隆五十五年客家籍醫生徐道、廖霖等人聯名呈請台灣兵備道，嚴禁對客家籍人加索規費。
台灣最早的「民間組織」？
渡台禁令加深客家移民渡台的辛酸，但客家在台灣分佈圖的形成，原因複雜，一紙禁令尚不足以說明。
最早從事著述台灣客家史的陳運棟指出，渡台禁令雖阻礙惠、潮客家人來台，但廣東北部嘉應州蕉嶺、梅縣的客家人卻轉道福建，登陸台灣南部，成為早期客家遷台的主要族群。
康熙前後在台灣西部平原上與漳泉人士扮演同等份量的客家人，也並未就此銷聲匿跡，高屏「六堆」客家人組織就是重要例證。但過去人們對歷史的認知不足，誤以為客家人因禁令完全退出台灣西部平原的開發舞台。若非近年美濃水庫的興建在台灣社會形成極大爭議，「六堆」是什麼？大部份人是很陌生的。
在尹章義眼中，台灣史上應重重記下一筆的客家事件很多，而「六堆」與「義民」，至今仍是客家最顯著的正字標記，「也是早期台灣開發史上兩個最大規模的社會組織。」
借問「六堆客」從何處來？
康熙六十年，被視為清朝台灣三大反官叛亂之一的「朱一貴事件」，催發了六堆客家的形成。原籍漳州的朱一貴與客家人杜君英，在台灣南部舉旗反官，兩人一路攻下台南府城、諸羅縣治，眾奉朱一貴為「中興王」，但不久朱一貴與杜君英內訌，閩、客分裂，勢成水火，互相砍殺。
為保衛自己家園不被戰火波及，包括今天內埔、美濃等在內的「大莊十三、小莊六十四」，組成「六堆義軍」，分為前、中、後堆，最後朱一貴的閩軍在萬丹鄉四維村遭六堆民兵力抗，加上清朝調來大軍反攻，朱一貴腹背受敵，最後敗於嘉義縣。
在北部客家人陳運棟眼中，六堆是「戰鬥團體」的組合，團結精神遠勝自己所屬的北部客家人。六堆客家精神一路延續，日據時代，抗日名將劉永福力抗日本接收軍隊只是較知名的一個例子。六堆精神如今更已化為抗拒美濃水庫、保衛客鄉文化的動力。
朱一貴事件之後，清朝官員藍廷珍奏請解除粵籍人來台限制，潮州、惠州客家人紛紛渡台。但客家族群也因此背負起「支持官方打擊義軍」的罵名，甚至至今仍普遍流傳「客家人愛拍權貴馬屁」的刻板印象，成為客家人莫須有的「原罪」；連同前年新版教科書引發的「義民爺事件」，都反應了客家在台立足的歷程，比漳、泉客更為曲折滄桑。
在強調多元、尊重少數文化的今天，前年國中教科書「認識台灣」試教岩爐，卻沒有提到任何與客家相關的文化活動，因此引起客家文化工作者的抗議。編輯小組為此重新修訂，加入客家人的義民爺信仰，但卻草率說義民爺是一群「孤魂野鬼」，再度造成群情譁然。為此教科書二度修改，義民爺由孤魂野鬼更正為「忠義英勇」的神明。范振乾認為，「義民爺事件」凸顯的，正是人們對台灣客家歷史的無知與對客家文化的偏見。
孤魂野鬼？英勇義士？
究竟誰是義民爺？為何義民爺成為台灣客家人的獨特信仰？
乾隆五十一年，在官方貪腐、民生困乏的情況下，林爽文由彰化起事，南部延及嘉義、鳳山，北路在竹塹地區遭到客家人反攻。一百多位客家人死於此役，地方將他們一起埋葬，設立義民塚，後有義民廟的建立。
林爽文之亂平息後，客家人最後被官方視為剿匪有功，特頒發褒忠義民匾額。義民爺也因此被曲解為清朝官方的統治幫手，客家人再度蒙上支持權貴、打擊忠良的不白之冤。
直到褒忠義民廟兩百週年，新竹縣長林光華還提及一位高姓議員質疑義民爺精神：林爽文是反清復明的民族英雄，義民爺不幫他，反倒幫清廷，這樣的義民爺何忠何義之有？
放回歷史框架來看，渡台禁令之後，客家人逐漸成為少數，在漳、泉環繞之下，需要更大的凝聚力與強而有力的依靠以捍衛家園。而類似朱一貴、林爽文事件的發生，雖是官逼民反，但在複雜不安的先期移民環境中，對客家人而言，往往成為其他族群作亂、掠奪的藉口。
范振乾認為，義民精神乃是二百多年前，台灣的客家先民在當時時空背景下，因為身家財產受威脅，乃至為了語言文化的繼續存在，奮起自力救濟所展現的精神。
義民爺受清政府賜匾，至今仍受質疑，但是正如台灣香火鼎盛的媽祖信仰，形成過程也曾受官方加封四十幾次，並無任何不妥。兩百年來，義民信仰無可否認已成為凝聚北部客家人精神的重心。每年農曆七月二十日，桃、竹十五大庄輪流舉辦大拜拜，「全省二十五所義民分廟主神回朝，三萬多信徒一波波蜂擁趕到……，」一篇文章如此描述義民廟創建週年紀念活動。黃榮洛認為，編教材的人只要打一通電話到義民廟問一問，就可以瞭解，義民爺在客家聚落絕非「孤魂野鬼」！范振乾則以「落地生根、保衛家園、自力救濟、認同本土」十六字，總結今天的義民爺信仰。
夾縫中求生存
台灣移民歷程中，因語言、省分的隔閡，加上水資源爭奪，與清朝以漢制漢的政策，造成閩粵客間緊張關係與對峙不斷，當朱一貴、林爽文、戴潮春等幾次重大民亂發生，各族群間的關係往往因此一觸即發，釀成許多大型械鬥。這樣的大環境，為康熙以來逐漸屈居下風的客家族群，帶來更大的生存壓力，除深化了今天人們解讀歷史的複雜與困難，分類械鬥也成為 北部客家人「遁入」山區的原因。
黃榮洛在〈客家人的台灣史〉文中寫道，雍正年間，客家人張達朝，早已入墾整個台中大平原的西北部，到乾隆五十年左右，張家所築獨霧揀`的灌溉面積已有三千甲。根據《彰化縣志》記載：「彰邑庠分閩、粵二籍，讀書各操土音，各有師承。城市鄉村，隨處皆有家塾……，」黃榮洛認為，客家顯然與閩南鼎足而立，其後嘉慶、道光初年還不斷有客家人入墾， 「至道光六年發生閩、客大械鬥之後，入墾者明顯減少了。」
根據日人伊能嘉矩的記載，道光六年，就因某一粵客偷了閩人一隻豬，閩、客間前嫌舊隙一併爆發，成為一場大械鬥的導火線。「閩、粵交界處焚殺不知所止，員林一帶粵人不得不避入大埔心庄與關帝廟街防禦堅守。以致北及大甲溪北淡水廳下，南迄虎尾溪嘉義縣界，亦為之動搖。」
黃榮洛認為，這一場長達十幾年的械鬥，造成今天客家人往山區遷移。「台北縣有一些地方的開發與客家人有關，不過後來因為械鬥的關係，而往南遷移到桃園縣或新竹縣的很多」《客家人尋根》一書也指出。
事實上，台灣早期械鬥並非僅只閩、客之爭。《台灣通史》指出，台灣開墾初期，開墾集團或以同旅，或以同鄉相援引，如遇爭地、爭水糾紛，往往釀成集團間的砍殺，演成械鬥。而械鬥有不同地緣集團之鬥，如閩粵之間和漳泉之間的械鬥，也有宗姓之鬥，甚至有職業團體之間的互鬥，形式不一而足，統稱為「分類械鬥」。清康熙到同治年間，台灣大大小小分類械鬥不下百餘次，同是客家族群，也曾為水源大打出手。
客家獨唱採茶歌？
過去客觀因素造成台灣史的研究過於粗糙，認為泉州人原來在大陸多居港口，因此到台灣也多落腳河口，漳州人多務農，因此遷居台灣內陸平原河谷從事農耕，客家人晚到台灣，因此只能定居淺山地區。這種依台灣開墾後族群分佈的現況，加以合理化解釋的說法顯然過於簡略。
今天台灣史的研究日多，撥開雲霧，客家族群在台灣開發史的情境令人欷噓，但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莊英章也指出，不需為了凸顯悲情，特別放大某一階段的歷史，因為不同階段、情 況呈現的歷史面貌會有不同。
以客家人向來自我標榜的硬頸、剽悍看來，支持客家爭取歷史「詮釋權」的尹章義，針對客家人是否因為道光年間的械鬥就退出西部平原、遠走桃竹苗？他提出另一思考點。
他指出，北部平原上的客家人是在乾隆四十八年後陸續離開，這一時段，正是茶葉與樟腦成為台灣產業的出口大宗，「由於樟腦與茶葉的新利源開發，許多客家人遷徙到丘陵淺山地區，這是茶葉產區與客家人分佈區約略重疊的歷史原因，」尹章義認為，台灣的「採茶歌」也多為客家歌謠，幾乎沒聽過閩南人唱採茶歌的！「許多客家遷離平原，並非他們『打輸』閩客，而是被新興產業吸引離去。」
今天由都會發展的角度往山區看，認為淺山「落後」，因此客家人一定是因為不得已原因遷離西部平原。從早期開發角度來看，卻有不同的面貌，由於水源往往不在平地、而在中游，也是早期客家人選擇山區的原因。師大地理系教授施添福曾提出客家人「深耕」淺山，因為他們在原鄉就擁有開墾梯田的技術，很自然選擇山區紮根。雖然由客家人一度開發北部平原 的歷史看來，此說不夠嚴謹，卻有不少客家人接受施添福的說法。
認識台灣
對客家歷史的不瞭解，其實只是過去台灣人對整個台灣史不瞭解的反應。中研院民族所所長徐正光表示，過去台灣史的研究多在「綜述」，今天則需要更多地方、區域性的實地採訪調查。
近十年來，客家人從「還我母語」運動開始，不斷要求「現身」，但現身之後更重要的，對自己文化的認知、與其他文化的交流，「則要依�鮃溝人�關客家的研究，�甓稚�客家族群、與客家和其他族群互動歷史的知識，才可能找到客家未來的新途徑，」尹章義認為，而這是台灣土地上，不分哪一族群都需要努力的課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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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
